“变味儿”的竞争和必然消解

2021-06-15 16:59  来源: 大众报业·大众日报

  “这世界就像是个剧场,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,后排观众不得不这样做”,“鸡娃”文化——

  “变味儿”的竞争和必然消解

  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

   本报通讯员 王晓燕

  “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/我们的学习多么快乐……”对以前的几代人,这首歌曾是儿时的主打歌,但今天,比起大人们抱怨的“996”,孩子们的“5+2”“白+黑”有过之而无不及,说“鸡娃”文化成为最热的孩子话题也不过分。

  作为当下的一大热词,“鸡娃”文化生动地呈现了当下不少父母的育儿状态:给孩子“打鸡血”。“虎妈”“狼爸”为了孩子能读好书,不断地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,不停地让孩子拼搏。如今,还有相当多的爸妈认同这样的观点:生娃而“不鸡”,这样的家长就做得糟糕、不称职。“将来我们的孩子,很可能考不上我们毕业的那些院校。孩子长大后,收入不如我们,职位没有我们高,这或许是我们必须学着接受的事实。”《小舍得》里的这段台词,似乎道出了处于热锅上“炙烤”的家长的心声,饱含着满满的无奈,甚至心酸。

  质疑声也越来越多。6月1日开始实施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甚至也对此专门立法。“存在的即为合理”,“鸡娃”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土壤,它又将从哪里寻求出路呢?

  “参战论”“投资说”

  都是孩子绝不能输

  “周一英语外教课,周三线下英语课,周五书法课,周六钢琴课,周日绘画课……我们的课余时间被排得满满的。”

  “我们只有周六下午半天的自由时间。”

  “孩子们不容易,不是在上辅导班,就是在上辅导班的路上。”

  放学时间,只要你在各小学门口等待接娃的队伍中小站一会儿,一定能听到类似的对话。“鸡娃”父母交流着“鸡”的心得,抱怨着、感慨着,甚至有人心酸了,铁着心说出“要退班”的狠话。可一旦把“飞”出校门的孩子的小手握在手中,他们的脚步立马匆忙起来,直奔补习班、兴趣班的方向而去。

  “今年我闺女的生日愿望,竟然是所有辅导班都消失。”在省城一事业单位上班的杨洋(化名)笑得略带苦涩。她坦言,孩子有5个辅导班,不仅要去上,还有大量的练习要做,作业量远超学校口头作业。而等到把字写完、把琴练完,把舞蹈动作记熟后,就已经过了晚上10点半。但她却认为这是必须的:“大家都在战斗,我们难道要退出战场?”

  对这种“参战论”,很多教育辅导机构会刻意引用杨澜的话作为激励鸡汤:我很爱我的孩子,但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,不能帮他去听,帮他去看,更不能在20年后帮他去竞争!我唯一能做的是不断给孩子提升学习的机会,让他拥有竞争的能力,从而更好地去创造机会和财富!

  相对“参战论”,理财顾问李莉(化名)对此有另一番解读,她在陪儿子上围棋班的课间,给记者普及了“教育投资经”:所谓的“鸡娃”,就是在防风险,是在寻求投资的“高收益”,为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。

  理论有数据支持。清华大学教授李宏斌的研究报告就指出,多读一年大学能增加16%的收入。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相比,收入要高出64%。

  “这就是显而易见的红利。”李莉坚信,如果还有财力和精力,在子女的奥数、作文、琴棋书画等特长培养方面“下血本”,那回报大概率是超额的。“我每年给孩子花在3门才艺上的费用将近3万元。即便走不上专业道路,儿子只要略微精通其中一个,在考取重点高中艺术特长生、参加高校推荐生面试,甚至报考国外名校时就可能获得加分。那么,未来不就是高薪工作在招手?”

  认同这一观点的中国父母大有人在。汇丰银行曾发布全球教育报告,93%的中国内地父母正在或曾经为子女支付私人补习费用,居全球首位。

  从经济学的角度,一件事物有高回报、能够从竞争中胜出,一般体现在稀缺性。周围的孩子都在进行课外补习、兴趣培养时,又怎能确保未来产出大于投入?

  听记者这样问,李莉笑了:“所以,要‘鸡’呀。对于主课的学习,就要督促孩子付出加倍的努力;在兴趣培养上,就要追求与众不同、人无我有。别人上钢琴,我们就学黑管;别人打篮球,我们练网球。这样才能保证投资精准有效。”

  “变味儿”的竞争

  不论是“参战论”还是“投资说”,支撑着的都是“鸡娃”父母的“焦虑”。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忠武很理解这样的“焦虑”,这是中国现有社会结构下长期存在的。在教育这个“场”中,不同人群表达着不同的诉求,比如低收入者要实现平等、实现“鲤鱼跃龙门”,中等收入者要向上攀升并防止下滑,高收入者则要维持稳定、巩固现状。他们坚信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就此展开激烈的博弈。

  出版过育儿畅销书《好爸爸成就好孩子》的作家、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特聘专家郑连根认为,“从宏观角度来讲,‘鸡娃’体现的‘焦虑’是没办法破掉的。正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理论:人产生焦虑,不是因为人变得更惨更穷,也不因为变得更富。只要时代变化多、快,人内心的宁静就会被打破,就会产生不确定性,就会产生焦虑。”

  “‘鸡娃’,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。中国人勤奋,也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,舍得在教育上投入。回溯历史,孟母三迁,最终选定‘学宫附近’,不和当下家长拼了命地买名校‘学区房’如出一辙吗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这样的出发点没有错误。”郑连根说。

  但问题是,“鸡娃”现象愈演愈烈,不合理的成分越来越多:上文所言的杨洋,女儿上了5个班,但她仍觉不够——小学二年级的表姐家孩子住上海,去年来济南考完了PET(剑桥英语二级考试,英语词汇量要达到3500个左右,而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标高中英语,要求学生掌握的单词数量为3200个)。“为什么不在上海考,因为上海地区的考试名额已经报满。”杨洋说,“相比之下,我和娃怎能轻言放弃?不多报几个班怎么能迎头赶上?‘海淀妈妈’把目标定位清北复旦,‘顺义妈妈’只看向哈佛牛津,人家的竞争对手可是全球的精英孩子,相比起来咱已经落后很多了!”

  “操作过度,也就变味儿了。”郑连根认为,相当一部分的“鸡娃”家长没有意识到,教育的初衷和结果之间,并不是那种“严丝合缝”的因果关系。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。一旦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比赛拿奖,就羡慕嫉妒恨,这也是攀比的心理在作祟。而且,不少父母在自身参与的竞争中,没有实现“开疆拓土”,便把关注点转移到孩子身上,这就形成了“内卷”。

  “这世界就像是个剧场,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,后排观众不得不这样做。”美国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·马丁曾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,道尽了“鸡娃”文化的特点。

  但问题是,这种“变味儿”的竞争,最终只是一种群体性损失。在《小舍得》里,“猫爸”夏君山就此引申出的一段话,才戳穿了真相——“最后大家都从坐着看戏,变成站着看了。还有人站上椅子了,有人把梯子给架起来了——付出那么高的成本,却只能得到跟原来一样甚至更差的体验。”

  必然走向消解

  “鸡娃”问题,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5月21日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,着力破解长期困扰家长和学生的负担过重问题;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也明确规定:“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,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,保障其休息、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”“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”。

  法律的支持和保障是一个方面,更重要的是扭转“鸡娃”父母的育儿理念。解铃还须系铃人,当我们深入剖析“鸡娃”文化时,它存在的巨大“bug”,也许本身就隐喻了它的消解之道:

  首先,“鸡娃”文化最终注定只能是一场针对多数人的幻觉。大家口中喊“你鸡娃,我鸡娃,一起上北大和清华”,但心里都明白,“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”,“毕竟中考高中的录取率、高考本科的录取率也不过50%到60%,‘985’‘211’大学录取学生说百里挑一也不算夸张。而能够靠特长出人头地的更是凤毛麟角。这样的基本面,不是‘鸡’不‘鸡’或者多少家长在‘鸡’能够改变的。”一位教育领域的专家坦言。“同时,一旦被卷入‘鸡娃’的恶性竞争中,孩子的学习热情和学习能量就会被不断透支,会特别得不偿失。”他指出。

  的确如此,以“鸡娃”为代价,最近几年,孩子的近视率、脊柱侧弯率、学习时间等各项指标严重不达标。很多孩子在被“鸡”中产生错误的自我认知,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完美。他们无法正确面对失败,做任何事情都要比较,一定要做到最好,一旦受挫感觉对不起的是全世界……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科主任胡蕾告诉记者:“近年来,因为焦虑来求诊的孩子越来越多。孩子成为一个‘学习机器’,久而久之,孩子的学习动力、思考力都会下降,注意力、理解力会受影响,成绩反倒上不去了。”胡蕾说,更令人担忧的是,用小刀划伤自己的胳膊、甚至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在门诊上也不少见。据统计,我国17岁以下儿童、青少年中,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(2019-2020)》显示,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.6%,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.4%,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。“必须要及时干预了。”胡蕾说。

  早在50年前,德国学者就曾开展过关于学前教育的讨论,讨论的焦点是学前教育应该以游戏为中心还是以学科学习为中心。他们将50个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与50个以教授知识为中心的幼儿园进行比较,并持续跟踪多年。结果显示,超前学习的孩子,学习优势维持到4年级,打那以后成绩直线下滑,特别是在阅读和数学方面,劣势更甚。显然,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,“鸡”不出更好的未来——这也许就是“鸡娃”文化的消解之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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